夹着尾巴做人，绝对是善始善终的王牌法宝。
尤其是在犯了大错以后，一定要消停一段时间，哪怕是装的也好。
可是曹爽做不到。
在损失了几万人马和无数粮草马匹之后，曹爽回到了首都洛阳，然而，他没有一点儿认错或者反省的表现，相反，他更加高调了。
人之所以成为人，是因为人是讲道理的，也是讲良心的。曹爽的这种做法，让包括司马懿在内的所有大臣大跌眼镜，你说你曹爽干什么什么不行，那就虚心点儿，多拉拢着人点儿，哄着别人给你干，如果不会做还要硬装个德行，人们肯定不服，而且越是压，别人就越不服。刘邦文不如张良、武不如韩信，却能统御他们成就帝业；项羽武功勇气天下无敌，最终却众叛亲离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不幸的是，多少一时人杰，都无法明白这个道理，最终导致失败，尤其对于曹爽这样身份高而历练少的人来说，就更不容易理解了。他认为，自己是大将军，是首辅大臣，因为自己是官儿最大的，自己就是正确的，别人就得听他的，自己犯了错别人是不能说的，哄着他的就是爱他的，提出意见的就是害他的。曹爽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他是个草包，他没有别的本事让人佩服，就只好拼命用手中的权力来压服别人，这就叫恼羞成怒、玩儿不起，就像青蛙越感到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叫声越大，那个原理，是一样一样的。
领头的曹爽都是这种心理，更别提他任用的几位高参了。由于战败丢了面子，这哥儿几个索性撕破脸，开始以更浪的姿态在曹魏帝国的官场里胡搅蛮缠。何晏他们按照自己小圈圈的利益，随意更改法律，其它派系的大臣们，一律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压制，司马懿作为非曹爽一党的最有权势的大臣，当然是曹爽打压的重中之重，两派矛盾公开爆发，只是早晚的事情了。
在曹爽伐蜀失败回来之前，曹爽和司马懿的关系都是相安无事的，虽然不可能亲切得像一家人，但一直没有明显的争端，两派的势力也是非常均衡：两派的头目曹爽和司马懿，一个是大将军，一个是太傅，还都都督中外军事；两派的二号人物，曹爽的首席高参何晏是尚书（国务院部长），司马懿最大的弟弟司马孚是尚书令（*****）；曹爽最大的弟弟曹义是中领军（中央禁卫军司令），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后来成了中护军（中央禁卫军副司令）；曹爽的另一个弟弟曹彦是散骑常侍（皇帝骑马侍从官），司马懿的次子司马昭也是散骑常侍。从官职的分配上我们就能看出来，曹爽和司马懿都非常注重让双方的人保持平衡，避免因为封官不均造成矛盾。
就在曹爽伐蜀失败的第二年，也就是公元245年8月，曹爽首先破坏他和司马懿两派的大致平衡。他没有和司马懿商量，就取消了中央禁卫军为中领军、中护军两个人分领的惯例，把所有的禁卫军都划拨给了自己的弟弟曹义，完全架空了司马师。司马懿知道以后，自然非常震惊，立刻向曹爽表示反对，说这是破坏曹魏帝国历代先祖定下的规矩，然而，曹爽根本不管什么老祖宗的规矩，司马懿劝阻无效，禁卫军又再次全部归曹爽控制了。
公元246年1月，东吴军队开始进攻曹魏帝国荆州的柤中地区（湖北南漳），边境的曹魏百姓纷纷逃过汉水（汉江）避难，造成荆州地区的连锁骚动。消息传来，曹魏帝国高层召开紧急会议，司马懿认为，汉水南岸紧挨柤中，应该让逃难的百姓们就地安家，不能把他们送入虎口，而曹爽却坚决不同意，他说：“现在我们不想着重新把柤中打回来，却让那个地方的百姓们逃走，这不是丢弃国土吗？”司马懿立刻反驳说：“不对，在安全的地方，干什么都安全，在危险的地方，干什么都危险，所以兵书上说：成败安危，都在于形势。实际形势，是治国安民的纲要，不能不实事求是，如果东吴用两万兵里截断汉水的下游，又用三万部队顶住我们南下救援，然后用一万人在柤中横行，我们怎么能够救援那里的百姓呢？”但是，曹爽坚决表示反对，最后强令千辛万苦逃过江来的百姓再返回去，结果，曹魏军队果然被东吴军队钉在襄阳附近无法救援柤中，百姓被杀、被掠的有几千人，损失不计其数。
司马懿终于被激怒了。他原本是把曹爽当做一个孩子来看的，即使曹爽只顾着自己爽，但是他还是耐心的迁就他，希望曹魏帝国能够在皇帝曹芳长大以后恢复正常，避免在皇帝还年少的时候，就出现辅政大臣内斗的局面。但是，曹爽一伙人毫无顾忌的折腾，已经让司马懿清醒的认识到，曹爽已经不是当年刚刚辅政时候的那个忐忑不安、虚心求教的年轻人了，在最高权力的诱惑下，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曹魏帝国的老大，任何规劝和挽救，都已经难以阻挡曹爽无限扩张的物欲和权力欲了。247年5月，愤怒的司马懿正式宣布年老体衰，不再上班，从此，司马懿和曹爽正式决裂，曹睿死后两大辅政大臣相互牵制、相互监督的机制，被彻底打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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