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对于当初建国时候局势就不是很稳、建国时间也并不很长的曹魏帝国来说，出现这么多势力庞大的士族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，加上曹丕、曹睿又一直对曹魏皇室拼命压制，因此到了曹睿时代的中后期，曹魏皇室的势力已经明显比不过士族了。这种情况，引起了很多皇室成员和忠于曹家的大臣们的警惕。
早在公元231年，司马懿还在大西北和诸葛亮艰苦奋战的时候，已经在封地被软禁十年的曹植，就已经给曹睿写信大倒苦水，抱怨曹魏帝国过于压制皇室成员，希望出来从小官做起，为国家效力。在信里，曹植说了这么一段话：“使天下瞩目的人，一定是掌握大权，对上可以篡位，对下可以使人服从。在一个国家里，说了算的不一定是皇亲国戚，只要他手中有权，即使和皇家毫无血缘关系，也照样可以举足轻重；而皇室如果没有权力，就是血缘再亲，说话也没有一点儿分量。”这段话，实际上指出了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重要的政治平衡理论，那就是：皇族和异姓的势力要平衡，特别重用谁，都是要出问题的。
可惜的是，曹植以前和曹丕争夺过继承人的位置，就从这一点上来说，曹丕的儿子曹睿也不可能听他的话，曹植不久就郁闷的死掉了，曹家人仍然被全力压制，丝毫看不到任何为国家效力的希望。有一天，曹睿和从曹操时代就加入曹家的老臣陈矫聊天儿，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司马懿，曹睿说：“司马懿忠心不二，算不算是国家栋梁？”陈矫却说：“全国上下都对他非常景仰，但国家能不能依靠他，我就不知道了。”从史书上来看，陈矫是第一个说司马懿坏话的人，结合他一生的作为，我们不能说他是心胸狭窄，那么这样的人在司马懿威名正盛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，恐怕就不只是嫉妒那么简单了，我认为，他是在警告曹睿，国家大事实在太重要了，以至于不能完全交给任何一个人，国家要安定，就必须要保持政治力量的平衡。
到了曹睿大造宫殿的时候，很多大臣都上书反对，但他们大多都站在不可滥用民力的角度上来进行批判，第一个明确警告曹睿要注意手握兵权的异姓将领的人，是当时的中书侍郎（皇帝办公室主任）王基。王基在劝阻曹睿的信里有这么一句话：“现在，敌国还没有消灭，勇猛的将领一个个手握重兵，加以限制就没法对付敌人，但手握兵权太久，一定尾大不掉，给子孙后代留下祸根。现在，正是国家全盛的时期，不去全力除掉内部的灾祸，将来如果后世的皇帝软弱无能，恐怕国家要出大事。”
如果说曹植、陈矫这些人，还是在隐蔽的警告曹睿要注意极度压制皇室所带来的巨大危险，那么王基就把这个问题完全挑明了。不久，在重建崇华殿凌霄阁的时候，刚刚搭好脚手架，就发现喜鹊在架子上面搭窝筑巢，古人都非常迷信，曹睿不知道这代表了什么意思，就找到一个叫高堂隆的大臣，问他这是什么征兆。
高堂隆曾经当过曹操的军议掾（军事参谋），他是曹操一手提拔起来的，可以说，他是绝对忠于曹家的。高堂隆其实也已经深刻意识到曹魏帝国严重压制皇室所带来的隐患，曹睿一问这个问题，他马上就利用这次机会警告曹睿。高堂隆说：“《诗经》里曾经说过，喜鹊筑巢，斑鸠占据。如今大建宫殿，更建造凌霄阁，而喜鹊在上面筑巢，应该是宫殿无法完成，不能住进去的预兆。老天爷就是在警告说，宫殿没有完成之前，就落到异姓人的手里。这是上天的警告。”曹睿看到信以后虽然万分感动，但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，异姓人，像司马懿，仍然或者手握重兵，皇室的力量仍然极度衰弱。
两年之后的公元237年，高堂隆病危，临死前，他再次让人代笔给曹睿写信，劝他幡然悔悟、不要只顾享乐。在信里，他有这么一段话：“先帝爷刚刚建国的时候，传说皇宫里有一只燕子生出一只口爪全红的老鹰。这个预兆是说，应该严防带领重兵的将领在内部发难。我建议，最好让所有的亲王，都在他们的封国里设立军队，像棋子一样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来保护首都和皇帝。”曹睿虽然亲手写下诏书慰问高堂隆，但是直到高堂隆死的那一天，都没能在加强皇族力量的问题上做任何部署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曹操时代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老臣，像陈群、陈矫、高堂隆等等，一个接一个的去世了，司马懿不仅官位第一，资历也逐渐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。
公元238年1月，曹睿把镇守西北的司马懿调回洛阳，让他消灭盘踞东北半个多世纪的公孙家族，司马懿长途奔袭，利用将近一年的时间，彻底的解决了中国北方最后一个不服从中央的割据势力，使得魏国的实际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。司马懿的威望和功绩，也随着曹魏帝国的鼎盛而达到顶峰，很多人都认为，在司马懿的守护下，曹魏帝国的全盛时期就要到来了。
然而，一个消息，很快把人们对未来的憧憬打得粉碎，因为就在司马懿消灭公孙渊的同时，曹魏帝国的皇帝曹睿，在仅有34岁的时候，却一病不起了，其实一病不起还不打紧，关键是他的后事还没有托付，因为他还没有亲生的儿子，曹魏帝国的继承人，这个时候还并不能让人心服口服的确定是谁。
曹魏帝国的命运，也随着曹睿的病重，又一次陷入了扑朔迷离的境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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