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庄是旧中国早期的一种信用机构，主要分布在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宁波、福州等地。
在北京、天津、沈阳、济南、广州等地的则称为银号，性质与钱庄相同。
另一些地方，如汉口、重庆、成都、徐州等，则钱庄与银行并称。早期的钱庄，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。
规模较大的钱庄，除办理存款，贷款业务外，还可发庄票，银钱票，凭票兑换货币。
而小钱庄，则仅仅从事兑换业务，俗称“钱店“。
在清末，当时因银两和银元并用，其间必须有个折合率。但计算非常繁复，而且折合率也上下浮动，犹如外汇涨跌一般。
清末，银行逐渐兴起，替代了钱庄。解放后，钱庄多数停业。上海未停业的银行则与私营银行，信托公司一起，实行公私合营，组成公司合营银行。
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。亦称票庄、汇号或汇兑庄。
明末清初的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。乾隆、嘉庆以后，由于埠际贸易扩展，汇兑业务发展迅速，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。
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。其后，平遥、祁县、太谷三县商人继起，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。
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，通称山西票号。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。
票号多为合伙组织，也有独资经营。每号创始资本自数万两至二三十万两不等。其后，由盈利转化有护本、倍本等名目，实有资本不断扩大。票号资本存储于总号，总号一般设于原籍，因而山西票号又因总号所在地不同而分为平遥、祁县、太谷三帮。
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号，不另拨给资本。总、分号间可直接通汇或调度资金。三年或四年结帐一次，盈利按股分配。按资本分配的称银股；另有人股，俗称顶身股，用以奖励高级职员之用，根据其职位高低和年资定其分配份额。
山西票号经营的业务首先是汇兑，活动范围遍及全国。营业重心在北方，但也兼及南方。最盛时山西有总号三十余家，全国各省区设分号四百余所。
当时票号信誉卓著，且内部组织严密，能严守秘密，虽存款利息较低，贵族、官僚也乐意将私蓄寄存。放款对象除官吏外，主要是钱庄、典当和富商，不与一般商人发生借贷关系。
此外还替人代捐官衔爵位和垫款谋缺，从中获利。其收入主要来源，原是汇水和银两平色的换算盈余；后来，存放款利率上的差额和代办捐官、谋缺等活动也成为重要利源。
这些属性，放在明末，虽然没有清末那么突出，因为明末还没有外来资本的强势介入，但是大规模的票号和钱庄，还是有需求的！
韦宝并不是要牵头，带着蓟辽商人搞票号，搞钱庄，这个很难带动，等下人家还以为他又有啥阴谋诡计。
而且，要带动也是吴襄这种人，才有可能带动，必须得有实力，有声望的世家大户，占有绝大部分的资本，挑大梁才成。
韦宝若要做，只能自己一个人慢慢来。
事实上，韦宝现在已经自己辖内搞起银行来了，等于一下子，把钱庄，票号，银号，这些时代都超过去了！
“除了赌和不正当的交易，欺诈方式的做生意，还有个市场环境，这也是我们商人，商会自己要改变的事情。”韦宝见没人说话，又接着道。
明末另一个亮眼辉煌，就是近乎巨型的城市。
拜明朝“资本主义萌芽”所赐，明代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，城市生活无比热闹，北京南京等大城市，人口早已突破百万。风情万千的城市生活，惹了多少后人艳羡。但放在当时明朝史料里，明朝的城市，也是招够了吐槽：大归大，毛病却极多。
明代史料《五杂俎》里，就记录了“超级城市”北京城的槽点，曾经在好些中外史料记载里，拥有整洁卫生的北京城，晚明时的卫生条件，却已恶劣到“市场上多粪秽”的地步。特别是每到夏天时，一场雨水过后，街面上就是苍蝇蚊子乱飞。于是年年夏季，北京城的疟疾等疾病，都是屡禁不绝。
日常年节尚且如此，到了明末瘟疫席卷的年代，这个北京城，又如何能扛住？
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？同样可参考万历皇帝的三十多年怠政，国家的军备国防行政，样样都歇菜，各级官员缺编严重，看似简单的城市卫生管理，又哪还有人管？天子脚下尚且如此，明朝各地更可想而知。区区小细节，足以见证晚明行政效率的瘫痪。
繁荣的外表下，却是一个腐败且效率低下，已似一盘散沙的王朝。面对紧接下来的国家风险，自然缺少抵抗力。
“这些事情，只要是品行正直，有好人缘，大家都愿意听他的，这么个人来当会长就成，关键要大家买账，能聚拢人心。”韦宝笑道。
众人一起称是，都说吴三辅是极其适合的人选。
其实所有的世家大户也都更愿意吴三辅当会长，而不是老谋深算的吴襄当会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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