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韦宝这么说，众人无不点头附和，虽然韦宝的话是在反对吴襄，但是吴襄是在反对儿子当会长，谁知道吴襄是真心还是假意？自己总不好大力称赞就该自己儿子当会长的吧？
“小宝啊，我说了不成的，爹，我真没有想当这个会长。”吴三辅立马接茬道。
吴襄没有理会吴三辅，而是看向韦宝：“你们这个商会，还能怎么净化商场？”
“这简单啊，方方面面都可以净化，比方说，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不正当行为，在我看来，赌，就是首当其冲的大害！赌博害死人呀！”韦宝笑道。
众人闻言，都暗忖，要不是赌博成风，你上哪儿赢来这么多家当？还不都是你趁着考秀才和与吴三桂比武的时候赢来的吗？
韦宝说赌是大害，还真不是瞎说。
在韦宝看来，明朝的灭亡，实在是无比突然。万历晚期史料里的明王朝，还满是丰富多彩的城乡生活，红红火火的商品经济。
套明末清初遗民陆应旸的话说，那简直让人“好不感叹思慕”。慕名而来的外国传教士们，也是上岸就看花了眼，利玛窦等外国学者们，更是惊呼“远比欧洲富裕得多”。
可就是这么个繁荣的世界，竟然转眼就是内忧外患的战火，直到山河变色，悲情灭亡。
明代万历年间，商业活动出名火热，但要论火爆整个晚明年间的“商业活动”，却首推赌博。
虽说明朝开国时，曾对赌博风气重手狠打，《国初榜文》记载，明初老百姓赌博要断手，官员赌博要罢官。以至于二百年里，明朝人听到“赌”字就哆嗦。
可万历皇帝亲政后，上朝都没心情，“抓赌”也懒得做。《酌中志》更记载，万历皇帝本人就是此中行家，经常在宫里开赌，招来“司礼监掌印”“东厂秉笔”等一干太监，得空就赌得天昏地暗。
如此“带头”，大明朝的赌博风气，自然没几年就刮遍城乡。
于是，到了万历晚期时，明朝民间的赌博风，就有了各种震撼场面：《菽园杂记》记载，昆山等经济发达地区，有了新赌法“叶子戏”，按照赌资来发牌，万万贯的纸牌，命名为“呼保义宋江”，百万贯的纸牌，命名为“行者武松”，以此类推一百零八张，最便宜的万贯纸牌，名为“浪子燕青”。
有“梁山好汉”站台，这赌法自然火热，江南地区从士绅到商旅，都是纷纷着迷。几个牌面打完，成千上万的钱财，也就哗哗赌出去。
北京南京杭州等大城市，赌风更是风靡各阶层。《五杂俎》记载，北京城每年以赌博为业的乞丐，最少也有五六千人。
就连理论上“双耳不闻窗外事”的读书人，也纷纷扔下圣贤书开赌，《留青日札》记载的晚明杭州赌坊诈骗案，几乎把府学所有的秀才都牵涉进去。
以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里的痛斥：晚明江南的进士，登第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聚众赌博，甚至还有“以不工赌博为耻”的奇葩风气——当官不会赌博？出门没脸见人。
发展到后来，很多明代高官们，退休后也专开赌场，一边赚钱一边“发展人脉”，同样是《日知录》记载，诸如跑官买官等蝇营狗苟，当时都是赌一把的事。
明朝的腐化速度，可以参考赌博泛滥的程度。
越演越烈的赌博风，就似一个急速下坠的铁球，牵着晚明的社会风气，年年急速下坠。
韦宝讲了一番赌的坏处之后，也没有人反对，韦宝又接着说：“欺诈，不实诚，做生意不规矩，短斤少两，欺骗，这些也是我们蓟辽商人一定要杜绝的，一定要形成过硬的风气，有过硬的信誉才成！为什么晋商的票庄能那么红火？他们不就是靠这个在各地拓展生意的吗？咱们蓟辽商人只要齐心协力，破除这些歪风邪气，咱们也可以有良好的声誉，形成更大的组织！”
明朝农贸市场上，卖牲口的为了给牲口增加体重，上市时拼命给牲口喝水。特别是卖鸡时，更是简单粗暴，直接给鸡灌砂子——就为多卖几个钱。
明朝假冒伪劣货物充斥的城市，就是南京北京还有苏州。别说是日常各种百货用品，都是残次品充斥，就连这些城市里卖杨梅的，都是把生涩的杨梅，直接拿大棕刷用墨刷成紫黑色，竟就大模大样的当熟杨梅卖。吃下去会有什么中毒后果？那就没人管喽。
发展到万历年间时，明朝的“假冒伪劣”风气是越演越烈。当时的《天下水陆路程》等图书里专门有提醒：做生意的从常州到浙江，这一路都要谨防骗子。到处是“接客之徒诓诱”，稍不留神就要被坑。苏州阊门商业区上，琳琅满目的各种货物，更要“不识休买”——简直假货扎堆。
钱庄诞生于江南，票号创办于山西，据韦宝的了解，钱庄的历史应该是早于票号的，而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服务范围上。
钱庄好象只能完成当地的存款取款，也就是说在本地存进去的钱不能在外地支取，而票号却更接近于现代的银行，能实现异地存取的功能，是网络化的金融机构，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当时的商人，免除了押银的种种艰难与危险。
正因为此，后人把票号视为中国银行的鼻祖，而不是钱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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