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尔金娜看准了他这一点，给他介绍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阔太太，阔太太的儿子已经大学三年级了，女儿中学毕业。阔太太身材瘦削、平胸、身板挺直，像个士兵，干冷的脸像个禁欲的老修女，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陷在眼眶里，一身黑色连衣裙，戴老式绸缎头套；耳朵上，绿得刺眼的一对耳环不断抖动着。
她时不时地，要么夜里，要么一大早来找这个大学生，我不止一次看到这个女人跳进大门，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院子。她面容恐怖，嘴唇抿得几乎看不见了，睁着大大的眼睛，绝望而忧伤地看着前方，活像一个睁眼瞎。不能说她长得丑，但从她身上能明显地觉察到那种使她变得丑陋的紧张，仿佛把她的身子绷长了，把她的脸挤变形了。
“瞧啊”，古里说，“完全是个疯婆子！”
大学生不喜欢这个阔太太，老躲着她，而这位阔太太就像一个不讲情面的债主或密探，老是跟踪他。
“我可上不了台面”，大学生干完一杯酒，后悔地说道，“干吗要我去唱歌呢？我这副嘴脸和身材，大伙儿不会让我上台的，不会的！”
“你跟那个婆娘的荒唐事赶快了结吧！”古里劝他。
“嗯，可我还是挺可怜她！受不了她，但——可怜她！要是你知道她是多么……唉……”
我们当然知道，因为有天夜里，我们听到这个阔太太站在梯子上，压着颤抖的嗓音，哀求着：
“看在上帝的分上啊……亲爱的，唉——看在上帝的分上啊！”
她是一家大工厂的老板，有好些房子、马匹，向产科学校捐过几千上万卢布的巨款，但也像个乞丐，乞求男人温柔的抚爱。
喝过早茶，古里·普列特涅夫就躺下睡了，我出门找活儿干，直到天黑才回来，这时古里又该去印刷厂上班了。如果我能买些面包、香肠或者煮熟的“牛杂”回来，就分一半给他带走。
剩下我一人在家的时候，我就在“马鲁索夫卡”贫民窟各处走廊和各个角落转悠，想仔细看看我的新邻居们是怎么生活的。这幢房子拥挤不堪，人们就像窝蚂蚁似的，弥漫着刺鼻难闻的酸腐气息，各处角落都有密密麻麻的黑影。从清早到深夜，这里总是闹哄哄的：缝纫机轧轧地响个不停；歌剧团的歌女们在吊嗓子；一个大学生在低沉地柔声哼着音阶；一个成了酒鬼、半疯半傻的男演员正在拿腔拿调地大声念着对白；宿醉未消的妓女们在歇斯底里地号叫——自然地，我眼前出现一个难以说得清楚的问题：
“干吗要这样呢？”
这群饥饿的年轻人中间，有个红头发、高颧骨、秃顶、大腹便便的细腿男人正在张着大嘴、露着马牙胡扯。因为这口牙齿，大伙儿叫他“红毛马”。他已经跟他的亲戚——辛比尔斯克的几个商人，打了三年官司，逢人便说：
“我就算死，也要把他们弄得倾家荡产，叫他们满世界去讨饭，去过三年叫花子的日子，然后，我再把打官司赢的所有财产还给他们，冲他们说一声：‘鬼东西们，咋样啊？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！’”
“‘红毛马’，这就是你的人生目的吗？”人们问他。
“我这辈子就一心一意咬着这件事不放，别的啥事也不会干！”
他整天往州法院、参议院、自己的委托律师那里跑，常常晚上坐着马车带着大包小包、酒瓶回来，在自己那个中间天花板都快掉下来的、地板凹陷的、脏兮兮的房间里，把大学生、缝纫女工及所有愿意饱餐一顿并喝点儿的人都叫来，闹哄哄地开派对。“红毛马”自己只喝朗姆酒[19]，这种酒一旦溅出来，会在桌布、衣裙，甚至地板上留下洗不掉的暗红色斑点。他干完一杯，叫喊起来：
“你们啊，我亲爱的小鸟们！我爱你们这些老实人！我是一个恶棍、一条鳄鱼，就想咬死那帮亲戚，一定要咬死他们！真的！我也不想活了，哎……”
“红毛马”委屈地眨着眼睛，那张丑陋的高颧骨脸上流淌着醉汉的眼泪，他用一只手掌把眼泪揩下来，在膝盖上乱抹一气——他那肥大的灯笼裤上总是油渍斑斑的。
“你们过得咋样啊？”他大喊起来，“饥寒交迫、破衣烂衫——难道，这是命中注定的吗？在这样的生活里能学到啥呢？哎，要是让沙皇知道你们过的是这样的日子……”
接着，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沓花花绿绿的钞票，说：
“谁需要钱？随便拿吧，兄弟们！”
歌女们、缝纫女工们忙不迭地从他那毛茸茸的手里抢钱，他哈哈大笑，说：
“这个可不是给你们的！这个是给大学生们的。”
不过，那些大学生并不拿钱。
“让这钱见鬼去吧！”毛皮匠的儿子气呼呼地说。
有一次，他喝醉了，把一沓揉成纸团的十卢布钞票带来给古里，他把钞票往桌上一扔，说：
“这钱——要不？我是不要了……”
他往我们那张单人床上一躺，咆哮起来，号啕大哭，弄得我们不得不对他又是灌水，又是浇水，让他醒酒。等他睡着了，古里尝试着把钱一张一张摊平整，不过，看来还真没办法——钞票卷得太紧了，只有用水浸，才能把它们一张张揭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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